《证券时报》对公司总裁李绍明博士的专访

   近期，国家正式将种业提高到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地位，认为种子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而在近期举办的全国种业大会上，回良玉副总理进一步强调了种业的这一“根本”作用。
　　不过，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种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还不容乐观。为此，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大北农的控股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绍明，请其详细介绍了中美两国在种子产业方面的差距。

单产年增长率差距大
　　“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谈到中国种子产业与国外的差距，李绍明认为需要有个客观的认识。
　　与中国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种业水平还是不错。比如印度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其种子市场额仅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而非洲目前玉米的杂交种率估计还不到20%，大多数还是农家种；与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比，中国种业的发展水平比较相近。
　　但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研发投入、产品质量和服务等各方面来看，中国种业和美欧种业的差距很大，因为毕竟美欧种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已经有70~80年的历史，而中国种业产业化的历程也就10~20年，因此，存在这种差距是必然的。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种业在两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是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差距比较大。”李绍明表示，由于中国种业此前的创新体系是以国有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主，而且种子产业化的历史也比较短，由此造成种子研发的投入和积累也比较少。
　　受此影响，中国和美国在玉米的单产水平和年单产增长率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在研发和育种对单产和单产增长的贡献率方面，美国也比中国高很多。
　　“目前，中国玉米平均的单产水平约为350公斤，美国则是接近600公斤，约有80%的差距。而在单产年增长率方面，中国大概是0.5%，美国则是1.7%，是中国的三倍多。”
　　李绍明强调，如果玉米单产持续保持这么大的差距，那么将来中国的玉米一定会步大豆之后尘，这是很可怕的。目前，中美两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都是玉米，两国大概各5亿亩，加起来占全球种植面积的一半。
　　对于育种技术对粮食产量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否无限延续下去，李绍明表示，这有点像计算机领域的摩尔定律，尽管该定律提出已经快40年，但至今依然适用。
　　从农作物来看，其单产从1960年代开始持续增长，且增长势头目前还没有减缓的趋势，甚至美国目前的年增长率还在加速提高。而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玉米单产增幅开始下降，美国则不仅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基础建立在物化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因此，李绍明认为，美国近15年玉米单产的增长几乎完全是依赖育种的贡献，其他要素的贡献基本上停止了，劳动力的投入不增反降，农药投入也在减少，肥料投入基本上也没有增加，惟一增加了的是燃料投入，即机械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
　　“这方面可能是最大的差距，也是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把差距缩小。现在国家比较担心的不是能否缩小差距，而是差距会不会继续扩大。”

美国种业强在产业环境
　　“没有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和高效的产业组织结构，美国的种业就不会这么发达。”据李绍明介绍，尽管欧洲在产业环境和和产业组织结构上也相当不错，但还是不能和美国相比，目前，欧洲比较强势的种业和生物技术公司正纷纷迁往美国。
　　在李绍明看来，美国种业的独特之处是法律体系非常健全且科学，他们是世界上惟一对植物品种提供普通专利保护的国家，而欧盟实行的不过是UPOV91版的保护公约，而普遍专利的保护力度远远大于植物品种权。在对种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转基因技术方面，美国采取了全球最前卫的态度，由此促成了目前美国转基因技术和产品一统天下的局面现在全球的转基因技术基本上都是出自美国的公司。在转基因农产品上，中国是强制标识，即如果食品中有转基因成分要在显著位置标明；美国则是自愿标注，愿意标注就标注，不愿意则可以不标注，这就给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宽松的条件。而且，美国实行品种自愿注册制而非审定制，使其品种商业化的周期比中国短，这也是其科技进步速度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保险制度方面，美国也相当健全。由于有健全的保险制度包括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美国农民不会像中国农民那样面对很多风险，在收成和收益方面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美国种子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要显著少于中国种子公司。据李绍明介绍，美国约有九种种植业保险，其中一个险种为最低产量保险或者说最低收益保险，即如果投保年度的收入或产量低于某个水平，该保险就给补偿到这个水平。
　　正是因为有上述一系列良好的产业环境，美国现在的育种投入约有八到九成来自于企业，中国则相反；而且，美国前10强种业公司的市场集中度相当高，市场份额达到六成到七成。在中国，最大的种子公司年销售额不到10亿元，占全国市场的份额不到5%，和孟山都30%的市场份额有巨大的差距。
　　产业集中度的巨大差距也导致中美两国政府监管负担不一样。中国有八千多家种子公司，美国则为一千多家，“美国农业部只要管好前10家种子公司，种业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但中国管好这8000家公司种业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监管负担之大可见一斑。”